疫情之下，我国企业还能“走出去”吗？

　　今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从中央到地方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住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在国内疫情防控压力剧增，国际尚处于局部地区出现感染病例的背景之下，我国部分企业开始加快实施“走出去”项目，推动海外投资合作尽快达成。因此，部分原计划二季度开展的投资合作项目出于规避国内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而提前加速实施。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0年1—3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253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投资1690.3亿元人民币，同比仅下降了0.6%。

　　然而，自3月中旬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相继暴发，迅速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美、日、韩以及欧洲各国纷纷采取相对严格的防控和隔离措施，国内生产经营活动和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被迫按下暂停键，国际航班锐减，公共交通、物流和人员流动受阻或暂时中断。与此同时，基于维护供应链畅通和安全的考虑，部分生产制造类企业扩大海外投资的意愿有所减弱。有意向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因境外疫情的影响不便赴海外进行商务考察、投资洽谈。此外，相关国家对新建项目的投资审批程序也出现迟滞情况，短期内导致我国企业暂缓和搁置对外投资计划。因此可以预计，第二季度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将呈下降趋势。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形势已经转向负面预期，全球供应链布局正在加速重塑，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全球产业链正在陷入深度的调整期。毫不讳言，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袭来，我国企业必须要在这场变局中攻坚克难、化危为机，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企业“走出去”的现实挑战难以回避

　　首先，逆全球化浪潮更加严峻。经济全球化旨在通过提高市场效率、实现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促进各国在这一进程中持续受益。然而，当前新冠疫情正在给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的影响，虽然其还不足以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从美欧等国政客们的纷纷表态中可以看出，在疫情过后，对华限制性措施将不断加大，保守主义思潮将持续蔓延。口岸关闭、航班停飞，跨境贸易遭受直接打击，一些上游生产企业出现了减产甚至停摆的状态，以上因素造成我国“走出去”企业面临关键零部件、原材料断供的威胁。

　　其次，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节奏加快。以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优势、廉价的租金和原材料成本，以及大力度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依托，我国一度成为外国制造业加工企业投资建厂的优选之地。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然而，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影响，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制造业在未来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优势，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此次疫情对各国产业政策的影响叠加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因素，使得我国制造业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发达国家加快“再工业化”步伐给国内市场带来“高端回流”的压力；与此同时，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所形成的中低端“分流压力”在疫情过后可能也会更加凸显。总之，高端制造业正在“候鸟向西去”，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正在“孔雀东南飞”，如何突破重围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重塑优势，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必然面对的一大挑战。

　　第三，海外并购合作更加艰难。不可回避，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对我国企业技术并购加大封锁限制力度。特别是在疫情之下，许多国家因国内防护物资产能不足、相关产业生产条件欠缺、过度依赖海外进口等问题，对本国制造业退化产生了强烈的担忧，因而纷纷表示将加强对其制造业发展的保护措施。近期，德、法等欧盟国家为防止关键领域国内企业被外资收购，特别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政策。日本也计划通过立法禁止外资收购其国内医药、医疗设备、铁路、网络安全等领域企业，并进一步收紧涉及核心制造技术领域的投资限制。这一系列因素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壁垒。

危中存机，有效把握海外布局机遇窗口期

　　随着海外疫情逐渐消退，除医疗物资行业外，大部分海外制造业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产能，生产供应缺口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大量失业人口急需安置。部分发达国家对于重振国内制造业的意愿较为强烈，却受制于长期制造业空心化而导致产业链不完整的客观制约，这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开拓市场提供了时间窗口。

　　我国疫情整体形势已先于其他国家得到总体控制，企业复工复产、社会经济秩序正在稳步恢复。受益于当前国家出台的财政及金融政策，中小企业得以维持运转，正在加速重启正常生产的各个环节，具备了把握海外投资新一轮机遇的基本条件和有利因素。按照现阶段美国、日本、欧洲相关国家政府关于加速制造业回流、进一步限制向我高技术出口的相关表态判断，其大概率会在疫情过后限制与我国在部分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因而，要把握这个关键的时间窗口，从全球产业资源配置和价值链布局的战略高度进行谋划部署，尽早向目标市场的先进技术领域布局，加快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深度融入科技产业创新链，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要充分发挥龙头“走出去”企业在整合境外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国内产品、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企业要根据投资目标国的政策、法规、疫情控制进展和产业基础条件等情况，制定更加灵活的“走出去”方案。对于与我方产业合作基础较好、意向较高的国家，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我国对其提供援助因而建立了较好互信基础的国家，可以加快推进一批合作项目。对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言，应当充分鼓励和调动有条件的企业抢抓机遇，并购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项目或联合开发、共同设立海外研究中心，以此为突破口进入海外高端市场。

　　此外，企业要重点关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合作。疫情之下各国采取严密隔离措施，传统人际交往互动受限，却推动数字经济迎来了蓬勃发展期，各种线上产业活力迸发。预计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将在疫情之后持续增长，刺激各国进一步加大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而我国在该领域具有较为完备的产业能力和技术优势，企业可以借此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加快产业布局。

“一带一路”国家吸引力或将上升

　　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3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2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同期总额的17.3%。相比去年而言，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2%，占同期总额的14.9%。由此可见，在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投资额还是投资增速均同比上升。

　　近两年来，逆全球化浪潮叠加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秩序受到巨大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在部分国家愈演愈烈。为应对这一不利因素，我国企业更应牢牢把握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深入挖掘沿线国家的潜在市场机遇，构建稳固的“一带一路”供应链和价值链。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冲击较大，部分国家希望借助与我国的产业对接合作，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能力。从产业承接到加工制造，从技术合作到标准对接，中国正在构建利益共享的“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这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快速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